期望習近平主席2022年宣布「一國兩制2.0」

「五十年不變」已走了近半,「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過程中,不僅遇上各項新挑戰,更出現各種意想不到的情況,並進入關鍵時刻。筆者認為為此偉大構想作一些與時俱進的制度調整,現在是適當時機。我們應檢視現存問題,並通過一定機制作諮詢,就《基本法》進行一些修改及補充,回應時代的需求。

近年,由於各方各派認為「一國兩制」出現「變形走樣」,於是從自身角度於不同時期描繪出不同版本的「一國兩制」想像,甚至形容成「一國兩制2.0」甚或2.5和3.0。

本文所論述的「一國兩制2.0」,與坊間的版本沒有任何關聯,旨在就提出修改《基本法》的建議,期望由習近平主席在2022年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慶祝回歸25周年之際,宣布「一國兩制」在新時代的修訂構想和版本──「一國兩制2.0」。

本港深層次矛盾續加劇

自回歸以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不但從未被化解,反而愈陷愈深,深埋炸彈的藥引於2019年6月「反修例」風波被點燃,香港社會陷入一片紛亂。誠然,在思考任何解決方案前,我們可從民生問題、意識形態差異及對「港人治港」理解,梳理深層次矛盾之根。

《基本法》第5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可是,管治精英繼續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金科玉律,高舉「資本主義」的旗幟,罔顧香港式的自由放任市場機制流弊,政策繼續傾斜商界,特別是房地產商。政府領導層又缺乏長遠眼光、前瞻策略考量,導致香港產業結構高度單一和空心化。這種思維最終導致貧富差距日益嚴重,社會梯階向上通道狹窄,普羅百姓長期受壓,住屋環境和社會保障方面長期無法得以改善,怨聲載道,埋下炸彈。

經歷150多年的英國殖民統治,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植根於大部分市民心中,當中的價值觀與中國傳統特別是「儒、釋、道」思想有必然的衝突。回歸以來,由於負責教育的部門在年輕人對國家身份認同方面沒有推行深入而全面的教育,導致部分年輕人對國家甚或中華民族缺乏認同感;有個別年輕人更認為政府長期忽視他們,只能採取激進行為與香港政府及中央政府抗衡去爭取他們的訴求,令社會出現動盪。另一方面,中央也極度擔心港府和港人沒有努力捍衞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憲政秩序說不清成障礙

除了源自意識形態的衝突、民生問題的惡化,另一個大問題是中央、港府、港人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理解存在分歧。在中央而言,港人治港是讓愛國愛港、熟悉香港制度、普遍獲各界精英認可的管治者治理香港。對港府而言,特首必須要獲得中央肯定和顧及商界精英利益,才有機會被選出。對廣大市民而言,普遍認為要通過西方民主普選,才可選出真正重視港人福祉的特首和立法會議員。各種矛盾關係一直是政制和管治問題中許多爭議和對立的根本原因。

深層次矛盾外,另一個令「一國兩制」遭遇挫折的是涉及憲政秩序的重大問題。回歸前,香港法律制度沿襲自殖民地時期的宗主國英國,以法治及司法獨立的精神為基礎。1997年主權移交中國後,《基本法》便成為特別行政區法律制度的憲制性文件。特別行政區的成立其實源於中國憲法第31條,即特別行政區權力來自中央政府。香港不是完全自治的地方,在《基本法》以外,香港更要接受中國憲法、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和相關決定,以及其他適用於香港的全國性法律規管。

同時,根據「一國兩制」的原則,香港的法律制度得以繼續原有的普通法體系,並由成文法作補充。因此,香港的法律制度與中國內地的法律制度截然不同。現時適用於香港的法律,以成文法形式的香港法例編彙通行。此外,與國防、外交及其他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以外的事務有關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性法律,可以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公布或自行立法,然後在香港實施。

回歸後,香港並不只是換了旗幟,實際上憲政秩序出現大改變──從一個資本主義民主政體的宗主國回歸到一個社會主義以共產黨為首執政的宗主國;由一個奉行普通法沒有成文憲法法律體系的宗主國,回歸到一個行大陸法並為香港制定成文小憲法《基本法》的宗主國。

可是,香港市民對這憲政秩序的改變甚至當中的意義,根本沒有清晰正確的認知。往往在社會出現重大分歧時,中央和部分香港人士對《基本法》和香港法制有不同的詮釋和理解,各自就自己相信的「一國兩制」表達看法,造成無法跨越的鴻溝。

筆者認為,中央應在此刻向港人加強解釋《基本法》及《一國兩制》,並廣泛諮詢市民的意見。在有必要時,應修改《基本法》。就此,筆者建議成立類似1985年成立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由約200名來自香港各界人士組成,負責收集及反映港人對修改《基本法》的意見;一方面,完善特別行政區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提高管治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鞏固港人回歸前所享受的人權和各種自由的權利。然後,目標在2022年7月1日前,在充分考慮眾多切實可行的建議後,完成《基本法》的修改。

回歸後乏政治人才管理

回歸前,港英時代的政府體制偏重執行層面,不着重培訓具領導能力的政治家,只會訓練出執行力高的政務官。回歸後,培訓政治人才方針未有根本性的改變,政府體制始終沒有培養出有擔當、有視野的政治領袖。

一般公務員大多因循官僚制度,他們謹慎保守、強調程序作業、精於利己算計、明哲保身,鮮有具膽識創新和推動魄力。這些治理模式都與時代脫節、與當今社交媒體主導的民意表達模式形成巨大落差。

再者,香港市民普遍認為,歷任特首和主要官員都是較偏重於向中央政府問責,多於積極回應市民的訴求;港府也着力收窄非建制派人士參政的空間。更甚者,建制派議員又自恃人多勢眾,在立法會施行「議會冷暴力」,明顯例子是「一地兩檢」條例的粗暴通過,以及「送中」條例在百萬群眾上街抗爭中仍企圖衝關。

可悲的是,觀乎以上這一系列問題,不可能在短期內妥善解決。意識形態、身份認同、隔代矛盾、社會撕裂問題根深柢固,而且民生問題如高樓價、高生活成本更是積累已久的結構性問題。政治方面,在缺乏一些可堅實維護國家國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法例保障下,中央只可繼續採用其他各種舉措,牢牢掌握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面對如此困局,中央及建制管治精英更擔心區議會選舉變天的骨牌效應,將延伸到立法會選舉,甚至影響特首選舉,令泛民主陣營有機會在特首選舉中「造王」,奪取香港的管治權。

要走出困局,筆者建議特區政府應該真誠與市民溝通對話,同時盡快實施惠及經濟民生政策,成立「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改革委員會」,旨在就深層次矛盾進行研究並廣泛諮詢,然後對症下藥,並提出改革建議。

其中一個參考是1966年九龍騷動未完結時,港英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由當時的首席大法官何瑾任主席。當年的《1966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指出當時的教育、住屋、社福、年輕人就業等問題。其後1967年暴動後,港英政府完成的兩份官方報告更直接影響其後麥理浩年代的一系列社會改革,如10年建屋計劃、成立廉政公署、9年免費教育、廣建醫院、設立勞資審裁處、建設紅磡海底隧道、地下鐵路、東區走廊、獅子山隧道、沙田馬場、劃出郊野公園、建麥理浩徑、大幅增加立法局非官守議席等等。

筆者建議上述委員會由社會上有公信力的非公務人士擔任主席,廣納賢能之士共同參謀,真誠廣泛諮詢社會各階層市民,重點研究解決方案,把年輕人從絕望中拯救出來。團隊在過程中還能建立社會認受性和公信力,將來成為治港班子的生力軍。

推動中港融合而非分割

筆者以上從上層建築至公眾參與的建議,旨在推動香港和內地的「融合」而非「分割」、國家的「統一」而非「分離」,符合「一國兩制」的初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筆者期望習近平主席在2022年7月1日,香港回歸25周年之際,宣布修訂後的《基本法》實施日期,闡釋「一國兩制」在新時代的新內容和新任務,讓國家和香港在此國際情勢遽變、國家發展機遇的歷史時刻,攜手向前邁進,讓香港繼續發揮其特殊地位和制度優勢,共創輝煌。與此同時,中央可考慮延長一國兩制的實施,宣布香港保持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承諾另一個50年不變。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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