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餐廳桌面的城市規劃 – Tablescape and Cityscape

光顧茶餐廳是許多香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不久之前,筆者在一家茶餐廳,點了波蘿油、火腿通粉、熱鴛鴦,看著這張不到 26 吋乘 26 吋的典型香港茶餐廳桌面,堆滿了食物、配料、刀叉、筷子、匙?,枱中間還放著盛載糖、鹽、胡椒粉、豉油、辣油的小托盤、牙簽筒以及雜亂無章的餐牌等。一張枱坐四個人,每個人點的食物都不一樣。在旁左手邊的人點了麥皮、熱好立克、鮮油多;對面的叫了豬排意粉、羅宋湯、蛋治、紅豆冰;右手邊的朋友在享受他的燒雞翼、奶醬豬仔包、凍奶茶。一張平平無奇的茶餐廳餐桌,展示出香港多元化社會的各式其式、呈現出香港擠迫的生活環境。如此「餐桌地景」 — Tablescape 正正也是香港「城市地景」 — Cityscape 的縮影。

香港地少人多,市區發展經歷幾個城市規劃規範規管條例的不同階段。舊區街道狹窄,基本上已經不能負荷許多制定已久的發展密度規定。見證香港歷來繁榮昌盛,市區大街小巷滿目繁忙的人群和車輛。在典型的灣仔和旺角街道上,到處見到客、貨車上落、違規停車;但人們心中都有一個心理默契 (psychological contract),相互謙讓、相互包容,絕少埋怨城市規劃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儘管配套設施不足,基本上大眾相安無事。不是貨車司機喜歡停在「非法位」落貨,更不是的士司機願意在禁區落客;只要適度管理,市民大眾日常生活也不致受太大影響。政府部門,職責所在,維持道路交通暢順,自然也會按章依法,執行規管;但執法人員心中也明白,這些違章行為也是迫於無奈,只因城市規劃歷史遺留問題所致。

但另一方面,有些地方,日常的交通情況沒有通過有效的變通管理獲得解決。有關部門反而對一些每年只發生數天的社會活動如春秋二祭所帶來的交通影響,持非常保守的估測標準。

香港是一個高密度發展城市,土地資源稀缺,城市空間有限;茶餐廳餐桌面的擺放,都是在餐廳職員、顧客間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下和洽共處、和衷共濟下進行。香港過去的繁榮昌盛,其中也有賴此社會默契和精神。那為何運輸署官員不去體現此「獅子山」精神呢?

究其原因,這與現行城市規劃的機制不無關係。首先,全部的城市規劃委員會(簡稱 “城規會”)委員都是由政府委任的。委員來自社會不同階層、不同行業,其中有城市發展專業背景的人數不多;目的是讓各行各業人士,均衡參與決策,本意是良好的。無奈在實際運作時,卻事與願違。

城規會秘書處是由規劃署兼任。規劃署負責將申請人的規劃方案及其技術評估報告,分發各相關部門審閱;然後收集各部門意見,反饋申請人。由於規劃署與其他政府部門屬平級單位(horizontal silo),倘若遇到有些部門如運輸署作出一些不大合理的意見時,規劃署絕少提出質疑,更遑論糾正「簡倉」效應 (silo effect)浮現。

然而,運輸署偶爾對某些項目的某些交通影響評估,持過分保守的態度及引用不大科學的規劃參數,原因不一定是個別官員不專業,也不一定是源於過度的官僚謹慎 (excessive bureaucratic cautiousness),真正原因是基於地區居民及區議員的反對。這是個惡性循環的怪圈 (vicious circle)。

居民往往恐怕某些社會設施,會影響到他們的住房掉價,強烈反對一些重要社會設施的規劃申請,即 「鄰避」(NIMBY-ism)效應 。部分區議員更不分青紅皂白、推波助瀾、扭曲事實、製造輿論,為求取悅選民,力爭議席。

這循環怪圈也影響到某些官員,為怕得罪議員,將判斷天秤傾斜議員方;令許多無論由其他政府部門或私人發展商擬建項目的規劃申請,無法獲得作為城規會秘書處的規劃署行文支持。按現行體制,城規會委員亦鮮有提出與規劃署文件相左的意見。

以上畸型現象,導致許多項目無法在城規會通過 — 公共房屋如是、私營骨灰龕如是。建設停滯不前,經濟活動受到窒礙,社會設施嚴重不足, 這是否港人之福?

回頭看看茶餐廳擠迫的桌面,就恍如香港高密度的城市發展環境。在茶餐廳的擠迫環境,有茶餐廳職員的敬業、耐心、機靈、理性、顧存大局,有茶客間的相互體諒包容,用餐活動得以高效有序進行。

筆者呼籲,市民屏棄「鄰避」心態,議員屏棄民粹手段,官員屏棄「官僚過慎」、「筒倉隔壁」,讓香港「獅子山號」重新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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